“中国崩溃论”三十年：一直破产，一直盛行。到底是什么在驱动它？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关于中国未来的两种叙事几乎始终并行存在：一种认为中国终将因制度与经济矛盾而走向崩溃，另一种则认为中国正经历历史性的崛起，将重新成为世界中心。但吊诡的是，30年过去了，中国没有崩溃，中国崩溃论却一直有市场。中国没有超越美国，而且经济放缓，但是中国崛起论也一直没有消失。

这两种看似完全相反的判断，不仅在西方政策圈与学术界反复出现，也在海外华人社群中形成了强烈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双方不仅意见相左，而且常常彼此否定对方的道德立场，甚至身份背景。

在今天，当然还有超越二者之上的反对极化、不着二边的务实叙事。但是，更多人可能更会默认一个现实：世界其实还没有想清楚中国是什么。

这种对立，当然涉及流亡政治、媒体结构与身份焦虑等多种因素的交织。理解这一现象，需要回到更长的历史与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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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崩溃论”的兴起

所谓“中国崩溃论”，在海外舆论中真正形成明确话语，大致是在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冷战终结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思想冲击：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迅速瓦解。

在当时的西方政治理论中，一种普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与一党体制难以长期维持。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提出，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可能是“历史的终点”。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许多人推测，中国只是尚未到来的下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当时不少预测认为中国会在 1990年代中期崩溃。

1990年代，中国经济确实面临严重困难：国企亏损、银行坏账、腐败问题以及大规模下岗潮。于是1996年，美国评论员章家敦（Gordon G. Chang）出版了著名的书

《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预测中国将在几年内崩溃，引发了热潮，尤其得到1989流亡海外的华人圈的认可。

当时很多报告预测：中国会出现类似亚洲金融危机式的崩溃。

然而历史走向却完全不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后中国迅速融入全球化体系，再加上国企改革、银行重组，中国度过难关，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之一，开启了中国 20年高速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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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被转化为修昔底德陷阱理论

有趣的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另一种叙事逐渐形成——“中国崛起论”。

2000年代，中国出口规模和工业生产能力急剧扩大。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与此同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削弱了欧美经济，而中国依然保持较高增长率。这一时期，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开始认真讨论全球力量结构是否正在变化。

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中国崛起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综合国力。中国在多个领域的能力快速提升，包括新能源、汽车、通讯设备；同时，中国扩大海外投资，以基础设施合作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

这时候，美国学者Graham Allison提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更将“中国崛起”放入历史上新兴强国与既有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竞争框架。

于是，在全球舆论中，中国崩溃论被加了一点新料，既被描述为“即将崩溃”，也被描述为“即将改变世界秩序”，成为新的崩溃论。

新的崩溃论开始强调中国的制度矛盾。

主要论点包括：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就算增涨，也是数据造假；房地产泡沫，让中国经济增长引擎消失；人口老龄化的黑天鹅；地方债务定时炸弹；政治体制僵化；国企补贴，打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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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中国崩溃论”仍然流行？

首先当然是冷战思维的路径依赖。在很多西方政治理论中，坚信威权体制无法长期稳定。

这种理论未必全然不对，可问题是，中国并非传统理论上的威权政治，那是结合了市场经济的新型结构。因此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这种制度“迟早会崩”。既然是时间问题，那当然可以不断延后。

其次，中国的问题确实很多。这些问题本身就容易被解读为系统危机。但中国政府的治理方式是拖延 + 调整 + 再平衡，再加上不断壮大的技术官僚和精英基层队伍，虽然问题不断，但一直可以被技术性的解决。这时你会发现，大家过去批评的很多制度性问题，其实本质上是技术性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技术的成熟和经济的投入，都在慢慢被迎刃而解。

第三，媒体和市场喜欢“崩溃叙事”，这是西方自有的媒体生态碰上了海外华人异议者的情绪需求，产生的必然反应。“崩溃”标题比“渐进变化”更有流量，更容易传播。海外华人的政治讨论大多发生在互联网平台，例如YouTube和X。这些平台的算法通常会优先传播情绪强烈、冲突明显的内容。久而久之，这种算法环境会不断强化阵营对立。

加上地缘政治竞争中，“对手即将崩溃”的叙事，当然也更具有政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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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社群的特殊处境和流亡政治的心理结构

在海外华人社群中，这两种叙事往往比在学术界更加激烈。讨论中国未来时，人们常常迅速分化为两个阵营。

答案部分在于海外华人的特殊处境。

海外华人往往处于一种“双重位置”：既与中国存在文化或情感联系，又生活在另一种政治与社会制度中。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往往不仅是一个分析问题，更是一个身份问题。

再说到流亡政治的心理结构。在许多国家，政治流亡群体往往比本土社会更意识形态化，所谓的皈依者狂热。这也并非单纯出现在华人流亡群体中。古巴流亡者在迈阿密也形成了长期强烈的反政府政治文化。

原因之一是“流亡正当性”。当一个人因为政治、经济或社会原因离开祖国时，他往往只能依靠一种叙事来解释这一选择。如果原来的国家被认为是失败的、衰败的，那么离开的决定就显得合理。因此，在部分海外华人政治群体中，“中国崩溃论”不仅是一种预测，也是一种心理确认机制。相反，如果中国持续发展，这种叙事就会动摇。他们的处境，不允许他们否认“中国崩溃论”。

有些人为了融入所在社会，会强调中国制度问题和中国文化问题，这种叙事必然和中国崩溃论合流，慢慢走上支黑之路。

有些人因为历史阵痛的亲历者身份，或者反体制意见领袖身份，已经形成固定的利益输送和生存方式，生产中国崩溃论是他们的工作内容。

当然，他们也未必睁眼说瞎话，大多数时候是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们除了生存需要，平时接触的也主要是西方媒体中的反对声音，与反体制中文媒体，比如轮系媒体和右翼媒体，形成信息同温层。

总之，离散社群之所以容易政治化、情绪化，依赖单一的叙事路径，是因为他们既在远处观察祖国，又必须在异国社会寻找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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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其实还没有想清楚中国是什么

如果把过去30年的叙事放在一起，你会看到一个奇特现象，中国被同时描述为：即将崩溃和即将统治世界。

这种矛盾说明一件事：世界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理论。可能中国自己也还没搞明白。

中国既不像：苏联、日本、韩国、新加坡，也不像传统发展中国家。它更像一种混合型现代国家。

如果把时间拉长到500年，中国的路径也可以看成一个更大的周期。

近代历史大致经历了三阶段：欧洲崛起（1500—1900），美国世纪（1945—2000），之后，是亚洲力量回归，其中最重要的国家就是中国。

因此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如今的发展路径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发展问题，而是全球权力结构的周期性再平衡。只是中国自己解读为“民族复兴”，外界解读为“中国崩溃前夜”或者“中国威胁”而已。因为世界仍然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理解中国的理论框架，包括中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