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文

所有历史中的极端事件，都必须被放回因果链条之中，和历史结构与制度的分析里，我们才能理解现实，我们才有可能避免一边痛恨一种压迫，一边又在另一种叙事中复制更加倍的暴力压迫。

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一条航道，更像是全球秩序的一个压力阀。当全球经济依赖某些关键节点时，任何误判都可能带来远超预期的后果。而美国在这次危机中的一系列判断，正让这个节点重新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对于中东来说，这意味着地区安全体系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对于更广泛的国际秩序而言，这也许只是一个更大变化的开始。

而今天爆发的热战，只不过是这个因果链条走到极端的又一次大爆发。如果我们真的关心伊朗人民的命运，关心中东和平的未来，关心世界秩序的稳定，那么最应该警惕的，恰恰是那种战争宣传、政权更迭的主张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这种不需要实际付出、靠双重自我投射就能得到道德满足的“媚俗”，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伟大的进军”那一节中描述得非常传神——为不在场制造出道德场景、再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动，这是一种最难以觉察的媚俗。

我当然并不否认，无论是许成钢教授，还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他们的学术造诣与影响力都不容忽视，他们在自己著作中投入的时间与心力尤其值得尊重。只是对我这样一个惯于挑剔和批评的读者而言，他们论述中的问题需要提出来商榷。首先，作者制度决定论的方法贯穿了全书，使得叙述逻辑单一和牵强；其次，和大部分西方学者一样，他们在批判本国政府与体制时往往尖锐而深刻，但涉及到评论和分析美国以外的国家，尤其是中国，他们自我反思性和客观分析的能力明显不足，这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带着西方价值中心主义的偏见，习惯于将西方制度的优越性合理化，这使得他们在解读中国、非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时，往往容易立场先行，流于政治正确、刻板和标签化。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新保守主义中最容易被剥离出来、也最具道德吸引力的一部分——自由主义叙事——逐渐成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精神资源。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被当作一种纯粹的道德语言来捍卫，而不再被理解为一套已经深度嵌入美国国家战略、并在现实中为干涉主义提供正当性的意识形态结构。

如果我们还保留对历史复杂性的尊重，就必须容许某些关键人物重新出现在历史的现场，而不是将某些人永远充当某种被固定的符号。当我们用“刽子手”或“英雄”框定人物，我们便丧失了复原真相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