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的偏见和缪误

写在前面

在我准备撰写许成钢教授《制度基因》的书评时，一位朋友转给了我《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电子书。这本书的作者是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出版于2012年。阿西莫格鲁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罗宾逊则长期研究政治经济学与比较制度问题。这本书在学术界和公共舆论场上都引起过极大关注。阿西莫格鲁本人也在202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出的最简短授奖理由是：“揭示制度如何塑造国家的长期繁荣与失败。”

这本书在华语学术界也得到了极高的肯定，许多人认为它与许的《制度基因》有相通之处。于是，我暂时放下了对《制度基因》的书评，开始阅读《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说实话，阅读《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体验感胜于《制度基因》。前者语言生动，叙事有力，案例详实，把制度决定论讲得鲜明而富有说服力：从开篇美墨划地为界的小镇，殖民时期拉美的矿山、北美的移民艰辛，到朝鲜半岛兄弟重逢的故事，都像拼图一样被嵌入了这个宏大的叙事框架——包容带来繁荣，榨取导致失败。相比之下，《制度基因》则显得相对枯燥，大部分篇幅停留在历史材料的梳理与概念的演绎之间。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的第一个问题也浮现出来：如果要证明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其说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所观察的时间窗口。以美国为例，这本书出版于2012年，那时的美国自然会被视为“包容性制度”的典范。然而到了川普时代，那些曾被用来证明制度优越的条件，却很可能转化为制度弊端的证据。同样，在有关沙特的案例上，如果不考虑小萨勒曼上台后所推动的改革，包括就业制度的调整、对宗教社会控制的松动，以及减少对石油经济的依赖并借鉴阿联酋的发展道路，那么作者对沙特的理解也必然定格在2012年之前的局限之中。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失败的历史依赖于观察者截取的时间窗口，那我们能看到的只能是作者呈现给读者的一组蒙太奇的胶片。

所谓国家的失败在对比中才有意义。历史证明曾经成功的国家也会失败甚至消亡，同样，有些国家曾经失败，现在失败，未来未必失败。

我当然并不否认，无论是许成钢教授，还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他们的学术造诣与影响力都不容忽视，他们在自己著作中投入的时间与心力尤其值得尊重。只是对我这样一个惯于挑剔和批评的读者而言，他们论述中的问题需要提出来商榷。首先，作者制度决定论的方法贯穿了全书，使得叙述逻辑单一和牵强；其次，和大部分西方学者一样，他们在批判本国政府与体制时往往尖锐而深刻，但涉及到评论和分析美国以外的国家，尤其是中国，他们自我反思性和客观分析的能力明显不足，这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带着西方价值中心主义的偏见，习惯于将西方制度的优越性合理化，这使得他们在解读中国、非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时，往往容易立场先行，流于政治正确、刻板和标签化。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尽管我花了数十个小时撰写这篇文章，努力让语言准确、逻辑清晰，并尽量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但对于评论这样一部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思维又充满激情的著作而言，我所投入的准备时间仍远远不够。正因如此，这篇书评难免带有个人的好恶与偏见，其中一些批评也未必公允，同时，有些观点因为篇幅关系，没能给予更深入的讨论，故请读者见谅并指教。

接下来，我将按照书中的案例展开具体分析，既点评作者的立论，也加上我的观察与思考。

第一章 墨西哥边境的故事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开篇选择了墨西哥与美国的边境案例——一条看似无形却改变命运的边界。在亚利桑那州的诺加利斯，边界北侧属于美国，南侧属于墨西哥。作者用这个案例来呈现最直观的对比：同一片土地、相同的气候、近似的文化，但由于制度不同，两侧居民的生活水准有天壤之别。

诺加利斯（Nogales）是一对被栅栏分割却血脉相连的双子城：北面的Nogales, Arizona，南面的Nogales, Sonora。作者用一种电影分镜式的笔触，带读者在街角转个身——同一纬度、相似地貌、相近气候与文化谱系，却呈现出两种几乎对立的社会肌理：北侧的人均收入更高，治安更稳定，税收征管与公共服务较为可靠；南侧则贫困更深、法治更弱、公共基础设施疲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以下简称WNF）的论证逻辑刀口切得非常干净：既然地理、文化、人种都难以解释这种“过街即两重世界”的命运，那么制度便是那只看不见却决定性的手——北侧保障私有产权、法治独立、市场准入较为开放；南侧的产权脆弱、司法受制、寻租横生。这是全书最成功的叙事之一，它直觉上说服力极强：把复杂世界简化为一个“可触摸的对照实景图”。

我承认这段写作的力量：制度差异通过转换为日常生活的质感——教育是否稳定、合同是否可靠、创业是否可能、警方是否可信——WNF把这些抽象词汇翻译成了街角具体的可视感。也恰因如此，我们才更应该对这种貌似的“直觉图像识别”优势保持一分克制：因为横切面出来的美学，往往会让复杂的因果被挤压成一条“漂亮的主线”。

先看时间窗。如果我们把镜头往回拨到1980年代、NAFTA（北美自贸协定）尚未生效之前，诺加利斯南北之间的差距也存在，但跨境供应链的节点性并没有像1994年后那样凸显。再往前回到1960年代，“马基拉多拉计划”启动，墨西哥北部边境出现了大批加工装配工厂，它们与美国端的零部件、市场与金融体系形成了紧密嵌合。也就是说，跨境制度—贸易—资本—劳工在半个多世纪里编织成一张网络：北侧的“包容性”并非孤立自生，而是以南侧的低成本劳工、较低的环境与社保门槛作为外部条件；南侧的“薄弱法治与脆弱公共服务”，也在某种意义上被这种跨境生态所支配。当我们在2010年代的街角做对比时，得到的并非是“制度单因”，而是制度与全球供应链、关税安排、产业地理的共生存在。

再看沉默的证据。诺加利斯的故事之所以“干净”，是因为它在空间上几乎实现了“自然实验”的效果。但边境线上还有圣迭戈—蒂华纳、埃尔帕索—华雷斯城这样更复杂的双子城谱系：南侧的制造业活力、灰色与黑色经济、侨汇、旅游与零售，和北侧的公共财政、治安与教育，共同构成一张纠缠不清的互联网。WNF的作者选择了最能支撑其命题的剖面，这是叙事上的合理选择，却也让其他“噪音”被静音——那些无法框定的变量，往往决定了制度这样的概念如何能在现实里得以“植入”。

更关键的是，“对内包容/对外榨取”的双重性在诺加利斯已然露头。北侧对居民较为厚实的包容性安排，部分依托于南侧的成本—合规—风险外包：污染、加班强度与劳资冲突更多发生在栅栏另一侧；北侧享受了更高的附加值、更安全的治安与更稳的税基。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包容性制度”的繁荣并非自动生成，它经常依赖嵌入到跨境/跨层级的捆绑结构里才能成立。如果把街角的差异全部抽象给“制度”一因，叙事固然流畅，解释却未必能让人信服。

如果换一个视角观看：白天的诺加利斯，走一趟边检口岸边的旧街。栅栏南侧，一家马基拉多拉工厂下午四点换班，工人们手里攥着午后没喝完的可乐，骑上小摩托从铁门鱼贯而出。她们多数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女人，家在十几公里外的村镇，时薪是北边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厂里福利谈不上，但“有社保、有稳班”已是许多家庭的底气。晚饭时间，边城夜市摊头支着烧烤架，烤玉米和鸡腿的香味混着机油味、烟尘味。你在北侧超市结账，收银台旁边是琳琅满目的有机食品与宠物零食；你回到南侧街角，工友们要计算本月加班到手能不能多给孩子买双球鞋。是的，“包容”的那端，的确给了人们更稳定的生活；但它之所以能稳，是因为波动、污染、劳资冲突与合规成本，已部分转移到了栅栏另一侧。

在这个意义上，街角之差不是一张静态照，而是一条被供应链与政策修建过的动态曲线。

我并不是要以此否定WNF的洞见——恰恰相反，诺加利斯的场景强有力地提示：制度确实会把相似的人与地，推向不同的生活轨道。我想说的是：如果不把时间的尺度（制度与产业的共同演化）、外部性（跨境供应链、资本流动、贸易规则）和双重性（对内包容、对外转嫁）一起摆上台面，制度就很容易被本质化，成为一个自我证明的因果循环。在街角这一侧，“包容”与“繁荣”看似天然连在一起；但沿着栅栏往外多走几步，我们会看到那条连线是如何被贸易协定、边境执法、产业政策与资本控制不断重新定义的。

第二章 三八线的阴影：难言的兄弟重逢

如果说诺加利斯是“空间上的比对实景”，那么朝鲜半岛就是“时间线被拉长的一组对照”。WNF在“北纬三十八度线经济学”小节中，写下了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叙事：黄平元与哥哥在1950年战火中失散，五十年后于首尔重逢。弟弟在南方做药剂师，有车有业；哥哥在北方虽是空军医生、体制中人，却“没有电话”“大衣要向政府借”“回去身上不能带钱”，全程“紧张不安，如同被监听”，而弟弟看到的，是“憔悴与骨瘦如柴”。作者在这段文字后接上一整页的对照：南方的人均收入、预期寿命与夜间灯光，与北方的黑暗和匮乏形成剧烈反差。同一民族，同一半岛，分离半个世纪，制度的对立阴影如何在人的脸上显影——这可以说是WNF最有功力的写作例证。

我继续认为，把制度差异化变成可视化的“能否自由拿起电话”“大衣是否属于自己”这样的生活细节，既有人情味，也有洞察力。它让“包容/榨取”的抽象对立，落在了真实的体温上。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该把这份力量解读为“单一因果链条”？黄氏兄弟的命运，固然被制度紧紧攥着，但制度本身同样被冷战格局、外援结构、战争破坏、地缘位置与政策路径所塑形。

把时钟拨回1950—1965年，又会是怎样的画面？韩国在李承晚与朴正熙年代经历了长时间的威权统治，其政治并不“多元”，但在美国援助与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双重牵引下，逐步建立起产权较稳、合同可执行、企业家受激励的经济制度。尽管如此，当时的军人政变，开枪镇压抗议的民众，若被打残的南方的弟弟，那见面又会是怎样的画面？同期的北方朝鲜在战后相当长时间里，凭借苏援与高度动员的计划体制，也一度在重化工业与军事工业上显得不算落后。若在1965年写作，作者是否会得出“南方必败、北方可期”的反结论？这恰恰是时间窗对叙事的塑形力：我们今天所见的命运被“定格”，只是因为这张照片恰好选在北方饥荒与南方消费电子出口扩张后的年代。

再退一步，半岛南北的分化也离不开外部支架：南方的关税—金融—市场准入通道，北方的援助—封锁—制裁结构。制度并不是凭空搭起、在真空中运行的机器；它更像一套复杂的选择—约束—反馈系统：外援与制裁改变了边际激励，边际激励又塑造了“包容/榨取”如何在地表呈现。WNF叙述的优势在于用兄弟故事把制度概念的因果“点明”，而我要做的解读则是把这些概念放入更宽的历史与结构中去理解。

我还想指出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层面：WNF在这段文字里写到南北韩经济的数量对比（“南边类似葡萄牙和西班牙；北边约为其十分之一”），以及预期寿命的差距（北方少十年）与夜间灯光的卫星图。它们无疑是有力的“可视化证据”。但这些证据也提示我们：制度优势不是静态的本质，而是长期政策路径与外部条件共同生成的绩效。如果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最深处按下快门，南方的“包容性”也会被暂时模糊；如果在1960年的平壤拍下灯火，北方也不会像今天这般黑暗。照片是真的，但“照片/真相”的等号并不自动成立。

再加一笔“人的感觉”。书里写兄弟重逢那天，哥哥始终“紧张不安，如同被监听”。我在想，那份紧张其实是体制感的具象化：在南方，制度像地面——你踩上去，才知道它结不结实；在北方，制度像天花板——你抬头时，才知道它低不低。同一代人，对制度的触感完全不同，这比任何宏大术语都更能体会制度的温度。也因此，讲南北韩，不能只讲制度名词，更要讲“制度的发生史”——其从何“发生”而来、如何变化、如何与援助与封锁交织，如是，才是能够进入细节的历史。

这并非要淡化制度的作用，更不是为今天金正恩统治下的北韩说什么好话，而是要避免用表面动人的故事将制度“神化”为一条既能解释过去，又能准确预言未来的万能主线。南北韩的分岔是一堂刻骨的制度课，但它同时也是一堂关于时间尺度与外部性的课。我们应在承认制度之重要的同时，同样承认，制度从不在孤岛上演化。它与战争、联盟、封锁、援助、产业技术、人口结构彼此缠绕，共同决定了黄氏兄弟半世纪后重逢时那件“必须归还的大衣”的命运。

第三章 征服与赎罪：拉美与英属北美的制度分岔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在拉美与北美的分野上，展开了它的核心叙事之一。作者把西班牙与英国的殖民遗产作为对照：前者在拉丁美洲建立的是恩孔米达制（encomienda）、米塔制（mita）和奴隶种植园，核心逻辑是通过强迫劳动和资源攫取，把原住民和土地直接转化为宗主国财富；英国殖民者因落地在北美东岸，缺乏丰富的矿产和不易驯服的原住民劳动力，被迫走向以土地授予、自治议会和移民经济为特征的发展道路。作者因此得出，拉美是榨取制度产生的温床，北美是包容制度的起点。

书中这一部分举了大量细节。巴巴多斯的甘蔗园，玻利维亚波托西的银矿，被称为“世界的山”，数以十万计的原住民被强制下井开采，平均寿命不足十年。与此同时，英属北美的殖民者不得不依赖契约移民、家庭农场和城镇自治，逐步培育出一种不同的政治文化：教会与议会并存，契约与自治成为习惯。作者没有讨论北美的白人国父们的奴隶主产权如何受到英王法律的保护，黑奴作为“财产”如何被剥夺了权力。按照同样的叙事逻辑，这些历史路径和因环境所形成的差别在作者笔下被勾勒为一条清晰的分水岭——拉美注定贫困停滞，北美注定繁荣民主。

我承认，这一叙事在直觉上颇具吸引力。它用制度的二元对立，把复杂的殖民史归结为简明的因果链：榨取导致衰落，包容带来兴盛。但问题在于，这种抽象的思维方法往往过于纯粹，它容易掩盖历史过程中的层次与灰色地带，也使人们难以警觉这种叙事在今天对我们理解国家间冲突时会带来的某些错觉和误读。

首先，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殖民并非只有“单一榨取”。在墨西哥城与利马，殖民体系确实通过税收与劳役攫取财富，但同时也建立了大学、教堂、市政厅和道路体系。许多拉美国家的文化与语言传统，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制度遗产中延续下来的。殖民遗产中并非没有“包容”的元素，只是它们往往与榨取纠缠在一起。

其次，英属北美的殖民过程也并非纯粹“包容”。印第安人被逐出土地，殖民地引入非洲奴隶，种植园经济在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州同样依赖奴隶劳动力。事实上，美国直到19世纪仍是奴隶制国家。若单从包容—榨取二元看，这些矛盾的元素该如何归类？

再想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世界：在《百年孤独》里，殖民遗产与香蕉公司合谋，形成了一种既是外来、又是内生的压迫结构。马尔克斯写到“香蕉大屠杀”，几千工人在抗议后被军队屠杀，却在官方叙事里被抹去。这提醒我们：制度不只是法律条文和产权安排，更是叙事与记忆的斗争。

再把镜头拉到银幕。《佐罗》里的黑斗篷不是浪漫饰物，它更像一种“制度外的正义感”。当法庭、教会与殖民官衙都站到了同一边，民间才会把公平寄托在蒙面人身上——制度当不了正义的中介，人们就去找“象征”。这也是为什么拉美的抗争叙事总带传奇色：因为在榨取结构里，日常的、合法的纠偏路径太稀薄，超常规的英雄与神迹才会被层层叠叠地召唤出来。与此同时，北美的移民故事几乎没有这种“蒙面英雄”的母题，它所倚赖的是契约、自治和团练式公共安全。两种叙事的底层差异，本身就是制度轨迹的文化侧证。

这也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制度路径是否等于命运锁定？拉美的发展困境确实与殖民榨取遗产有深刻关联，但是否只有制度一因？20世纪的拉美也曾出现包容性的尝试，如秘鲁的土地改革、智利的民主社会主义、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体制，但这些尝试大多被军事政变、外部干预和全球市场波动打断。制度本身的重要性无可否认，但制度与外部力量的互动，才更能解释拉美的命运反复。

在这一点上，WNF的二元模型显得过于单薄。它固然揭示了殖民遗产的重要性，却忽略了历史中的复杂性：殖民体制内并非没有包容元素，北美制度中的榨取因素也比比皆是。同时，包容与榨取还得看是谁的感受，如果是北美的黑人对比南美的苦工，那两边人群的遭遇不仅并无差别，北美的黑人族群被榨取的更彻底。

因此，我认为更贴切的结论是：南美与北美的差异确实与制度密切相关，但制度不是单一成因，而是结构的一部分和环境的产物。它必须与资源禀赋、地缘位置、外部市场和地缘政治的各种交织，才塑造了今天的差异。如果我们把制度看作如福山所批评的“唯一变量”，那结论就太容易导出，甚至还带着某种宿命论的色彩。

第四章 非洲模式的挑战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在书中多次引用非洲的案例来说明它的核心逻辑：榨取性制度导致停滞与贫困，包容性制度则能带来繁荣。刚果、索马里、尼日利亚等国家，因殖民遗产和权力掠夺，被描绘成“失败国家”的典型。这些叙事同样延续着书中的论证框架，但问题仍然是，当我们转向当下的非洲现实，图景就变得远比“包容vs榨取”的二元框架复杂。

卢旺达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经历过1994年的种族屠杀后，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眼里一度被视为最落后的“失败国家”之一。但自保罗·卡加梅上台以来，卢旺达的经济增速长期保持在8%左右，首都基加利被誉为“非洲最干净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医疗教育体系快速发展。这一切并不是在“民主多党制＋完全私有制”的制度条件下发生的，而是相反——在高度权力集中的政治环境下，由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推动的。

卢旺达的发展，还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背景：它在某种程度上有意采取了中国式的发展模式——威权体制+优先发展经济，而不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作者所推崇的“民主制度+市场经济”的西方路径。卡加梅政府明确强调“先发展，后民主”，优先把国家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工业化和公共服务的推动上。卢旺达的工业园区、道路网络、电信基建，大多是仿照中国的规划逻辑来设计的；中国的投资与援助，也直接为卢旺达的城市更新和工业升级提供了支撑。换句话说，卢旺达的成功并不是“包容性制度”自动带来的结果，而是在威权政治设计的框架下，通过有计划的经济开放和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战略实现的。这一点本身，就挑战了WNF的核心假设：如果制度只能分为“包容”与“榨取”两项选择，那么卢旺达的现实就无从解释。

埃塞俄比亚的经历同样值得注意。这个国家当年的穷困我们都历历在目——照片上有一个几乎无法起身的瘦弱小孩，不远处一只秃鹫在等待他的死亡……。但在2000年后的二十年里，它几乎是全球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基建建设、工业园区、航空业、电信业的发展，使它成为“非洲增长奇迹”的代名词。虽然近年因战争与政治动荡有所挫折，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埃塞俄比亚的发展模式挑战了西方制度论的常识：它并不是靠“包容性制度”起飞，而是靠“威权政治+对外开放”的混合模式取得成效。

如果严格按照WNF的框架，这些国家应该属于“榨取性制度”，理应长期停滞甚至崩溃。但事实却是，它们分别实现了快速增长，并展现出不同于传统民主模式的治理效能。这种现象至少说明，制度只是一个便捷的称谓，它不能被理解为一组二元对立的开关，而是一个充满现实变量的光谱：在包含了榨取与包容元素的同时，还有许多地理、资源、历史传承和外来文化因素的交织交互作用，并在不同阶段产生不同的效果。

这点不少批评者也早已指出：WNF在解释非洲时存在两个明显局限。其一，它低估了地理与资源的作用。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提醒我们，疾病、生态与气候对非洲国家的历史轨迹有深刻影响。比如疟疾的广泛存在，长期削弱了劳动力与社会结构。其二，它忽略了外部力量与援助的影响。早年欧洲人凭借先进的武器技术和组织能力，得以在非洲建立殖民统治。非洲社会由于缺乏类似的工业技术，难以有效抵抗。而当代非洲许多国家的崛起，部分依赖中国的基建投资、部分靠的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与技术援助，而这些都不是单纯的“内生制度”可以解释的。

2020年后的一系列研究也指出，将非洲简单归为“榨取性制度”的范例，本身就带有西方中心的偏见。比如对刚果的描述，常常把它看作掠夺体制的典型，却忽略了其本土社会结构与治理的复杂性；对索马里的观察，也往往把无政府状态简化为制度缺失，而忽视了地方部族与宗教网络在维持秩序中的作用。这些过度简化，实际上重演了黑格尔以来老旧的看法：把非洲看作“没有历史的土地”，而不是作为拥有自觉意识的国家和多元化发展实践的现实场域。

因此，非洲经验既是对WNF理论的一种补充，也是对它的挑战。它提醒我们，国家发展的道路并不只有一条，“民主＋私有制”也并不是繁荣的唯一条件。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的高速增长虽然不能掩盖它们内部的风险与矛盾，但至少证明了“威权＋发展”在特定条件下是可能的选项。

这种现实挑战告诉我们：如果制度分析不与地理、文化、历史和外部因素结合，就会变成一种空洞的本质论。非洲不是“失败”的单一样本，而是多样化的实验场。它既揭示了榨取性制度的陷阱，也展现了混合模式的可能。正因如此，把非洲经验纳入讨论，不仅能检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理论，也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制度与发展的复杂性。

第五章 制度的定义与逻辑闭环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书中，首先把制度分为两类：包容性和榨取性。所谓包容性经济制度，指的是一种能让社会大多数人进入并参与经济活动的制度安排：产权得到保障，法律相对中立，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市场准入不被人为阻断，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和创业。换句话说，它的逻辑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把才干投入到创造财富之中。与之相对的，榨取性经济制度的逻辑恰恰相反，它的设计目的不是为了鼓励多数人创造财富，而是为了让少数人轻易地把财富和收入从多数人手中抽走。产权可能随时被剥夺，市场被垄断或人为设置门槛，法律服务于强者，公共服务流于空壳。

在政治层面，作者的定义同样明确：包容性政治制度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权力足够集中，能够维持基本的秩序和治理能力；第二，权力必须是多元的，不被少数精英垄断，有一定的制衡与分散。如果这两点不能同时成立，那么政治制度就会滑向榨取性。所谓榨取性政治制度，就是权力集中在狭窄的精英圈子里，而且几乎没有外部的制约。结果就是，政治制度会反过来制造榨取性的经济制度，两者相互强化。

在这样的前提下，作者把他们的核心概念进一步提炼为三块基石：有保障的私有财产权、健全的法律与公共服务、以及公平的市场竞争。这套定义乍看之下几乎无懈可击，符合人们对现代社会理想秩序的直觉：人人都能拥有财产权，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有机会凭能力进入市场，于是繁荣就会自然发生。但当我们把眼光从纸面挪向现实，就会发现这些“基石”并不像教科书里那样稳固，它们往往只是在形式上存在，而在现实运行中不断被侵蚀与扭曲。

财产权的例子最为直观。财产权保护确实是激励投资与创新的重要条件，但财产权是否等于人人平等？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美国的中产家庭往往最大的财产就是住房，可这类财产权背后附着的是巨额贷款和沉重的债务，一旦遭遇失业、破产或重病，所谓的“私产”很容易在银行收回中化为乌有。2008年次贷危机就是镜子：数百万美国家庭失去了住房，财产权在危机面前瞬间瓦解。对于大量月光族而言，财产权更像是随时可能被抽走的幻影，而非坚实的保障。

法律与公共服务也并非如作者描绘的那样中立和普遍。法律在现实中往往是权力和资本的延伸，美国的司法体系看似独立，但游说制度与竞选捐款使得法律极易被利益集团操纵。制药公司花费巨资游说国会，确保其专利得到法律庇护，从而长期保持高昂药价；金融监管部门的“旋转门”让行业高管和监管者身份互换，推动对自身有利的政策。所谓的“公共服务”，往往首先服务于资本集团，而不是广大民众。于是法律这一制度基石并非稳固的地基，而是随时可能被挪作私器的杠杆。

市场竞争更是如此。书中强调，只要有人有好点子，就能进入市场，挑战既有巨头，凭借创新获得繁荣。这样的故事在二战后几十年的美国或许还有现实基础，但在今天，互联网、金融、航空、电信等行业已被少数寡头掌控。硅谷的新创企业要想挑战谷歌、亚马逊或苹果，愈加困难，因为这些巨头通过兼并、专利壁垒和数据垄断，早已把机会成本抬升了许多。与此同时，美国1%的顶层人群掌握着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富，而中位收入长期停滞，这些数字无声地说明了所谓“公平竞争”在现实中的萎缩与消失。

作者们把这三块基石拼合成一个循环模型：“包容制度带来创新，创新推动繁荣，繁荣又巩固包容制度”。这种逻辑听上去自洽而流畅，但问题在于，它极容易变成一个逻辑闭环。它假定制度一旦设计好，就会自动运行，自动激励，自动约束。但真实的世界从来不是这样。制度不是一部无人操纵的机器，而是由具体的人来操作的。财产权可能被债务侵蚀，法律可能被资本扭曲，市场可能被垄断吞噬。制度既可能在某一阶段带来繁荣，也可能在另一阶段成为停滞与不平等的根源。

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榨取性制度”的定义上。书中举了巴巴多斯的蔗糖种植园、西班牙在拉美的米塔制、朝鲜的计划经济，来说明榨取性制度短期能积累财富，但必然导致长期贫困与停滞。这些例子固然让人信服，但现实世界远比这种二元对立复杂得多。新加坡就是第一个悖论：它既不是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反对派空间狭窄，按书中的定义几乎就是榨取性的。但它却在几十年间以廉洁高效的治理和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把人均GDP提升到世界前列。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用政治集中换取了政策执行力，用国家干预换取了稳定与繁荣。这一切说明，集权并不必然等于榨取，至少在某些条件下，它反而能成为发展的保障。对新加坡的特殊模式，作者认为是一种独特性的存在，没有样本的意义。

中东的产油国提供了另一种复杂性。沙特和阿联酋的政治结构同样高度集中，资源掌握在王室与部落精英手中，按照书中的二分法，它们也该属于榨取性的体制。尤其是2012年之前作者所看到的沙特，一个靠石油资源建立财富的国家，它的榨取性的体制最终难以为继。不错，中东这些国家确实靠石油致富，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原来榨取性的体制不会因为文明的进步而有所改变，不意味着这些拥有绝对权力的王室没有能力和远见发展自己的社会，造福自己的臣民，除非作者们认为人的贪欲是个无底洞，掌握绝对权力的人只为私利存在，他们不会有理性，也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和意愿。持这种观念的人对人类事物的复杂性要么缺乏经验，要么因为写书的理由，必须将制度这种概念推向极致。川普在前不久在中东的访问中，承认了中东发展的模式之所以成功，恰恰不是因为借鉴了西方发展的模式，而是他们自己民族智慧的体现。

事实上，这些国家在和西方体制打交道的过程中，深切理解到摆脱西方“包容”体制对“榨取”他们资源有多么重要。如果作者花点时间研究一下伊朗为什么是今天这样的局面，是不是跟英国和美国试图控制他们的石油公司有关？他们遭受的制裁和今天的体制是不是相当部分是由“包容性国家”造成？

抛开作者视角下的中东“榨取性”制度，我所看到的是，阿联酋在过去二十年的建设成就，是今天美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整个国家不仅改善了社会福利，还把许多资源投资于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包括尝试推动产业多元化。迪拜和阿布扎比已经成为全球金融与旅游中心。同样奋起直追的沙特，在小萨勒曼的领导下，开始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并推出了雄心勃勃的“2030愿景”，整个社会的年轻一代对国家充满希望，女性的权利也大大提高。

当然这类成就并非没有矛盾和风险，也没有抹去体制遗留的各种问题，比如压制批评意见，对外来劳工的剥削与压榨等等。但它们的成功表明，即便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只要统治者把国家视为长期的资产经营，而不是短期掠夺的猎物，繁荣也并非不可能。

再看印度，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制度形式完全符合包容性的定义：全民普选、言论自由、多党竞争。然而现实却是，印度经济长期落后于周边国家，他们的中产阶级规模有限，基础设施薄弱，不可思议的社会等级依然固化。为什么包容性的政治体制没有带来繁荣？甚至不能改变极其落后的种姓制度？

这恰恰说明，政治包容并不自动等同于经济成功，制度必须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治理能力与社会结构中来理解。

韩国的历史路径也揭示了同样的道理。朴正熙时期的韩国绝非自由民主，但它通过发展型威权体制集中资源，实现了工业化与资本积累，才在1980年代以后顺利转型为民主国家。这条道路说明，制度演化不是直线，而是多重分岔口。制度既可能从集权滑向僵化，也可能在外部压力和内部调整下转向包容。

这些案例共同表明，制度不是非黑即白的标签，而是在光谱上游移的过程。它可能在某个阶段呈现出包容的特征，在另一个阶段则显现出榨取；它可能因为统治者的短视而失败，也可能因为长远的战略眼光而成功。中国的故事尤其典型，它在不同阶段展现过完全不同的面貌，既不能简单归为榨取，也不能直接定义为包容。这部分将在后面专门展开讨论。

因此，《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在抽象定义上看似逻辑严谨，但在现实中却容易陷入叙事幻觉。制度从来不是一部自动运转的繁荣机器，而是权力格局、社会博弈与外部环境交织的结果。包容未必必然带来繁荣，榨取也未必立即导致失败。忽视这种复杂性，就会让制度论退化为一套自我循环的叙事闭环，看似能解释一切，却遮蔽了真实世界的多样性与可塑性。

第六章 今日美国：已经成功的国家一定不会失败？

如果说《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最初带给读者的启示是“包容性制度造就繁荣”，那么在书出版十余年后的今天，美国自身的现实却成为这一论点最强烈的反证。因为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恰恰发生在一个被作者视为最成功的包容性制度典范之中。换言之，这部著作未曾料想到的状况是：曾经被举作模范的制度，会在时间的推移中逐渐丧失它的自我调节功能，从而陷入一种“包容变质”的困境。

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财产权这一制度基石如何在现实中失去了它所承诺的安全性。美国的中产阶级曾被认为是制度繁荣的最大受益者，但如今这个阶层的处境却愈发不稳。根据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数据，2022年有超过37%的美国家庭没有足够的存款应付400美元的紧急开支。这意味着，一旦遭遇突发事件，如医疗事故或失业，他们将迅速陷入经济困境。所谓的“私有财产权”在形式上存在，但对这些人而言，房屋来自银行贷款、车辆依赖金融租赁、医疗服务受制于高昂的保险费，稍有风吹草动，财产权就不再是保障，而是负担。2008年次贷危机就是一面镜子：数百万美国家庭失去了住房，而银行却在救助下幸存。当一个制度的基本承诺无法兑现，它所谓的包容性也就名存实亡。

其次，法律与公共服务这一层面同样面临深刻危机。法律并非不存在，而是被资本力量深度渗透和操纵。医疗体系是最鲜明的例子：美国医疗支出占GDP的17%以上，但在OECD成员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却常年排名垫底，寿命与婴儿死亡率等指标甚至落后于部分欧洲国家。这并非技术不足，而是制度失灵。大型制药企业与保险公司的游说力量，使得医疗改革难以推行，价格透明无法落实，结果是病患在高昂的药价与医疗费之间被迫承受痛苦。这样的制度，虽然在形式上仍然维持着“公正”与“法治”，但它所服务的对象早已不再是公共利益，而是少数利益集团。

竞争环境的恶化，更是美国制度困境的集中体现。作者笔下的“公平竞争”如今在美国已难以寻觅。科技巨头掌握了市场、数据与平台，几乎筑起无法逾越的垄断壁垒。亚马逊在零售市场的份额超过40%，谷歌在搜索市场的份额接近90%，苹果掌握了手机操作系统的封闭生态。这些企业的规模和资本，使任何新进者无法挑战。更重要的是，它们能直接影响政策制定，从税收到反垄断执法，往往都按照自身利益来塑造规则。这样的环境，怎么能被称作“自由市场”？所谓公平竞争的神话，已经沦为制度自我叙事的一部分，而不再是美国现实经济制度值得称道的成功典范。

美国的政治制度也陷入了同样的悖论。表面上，它仍然是最具多元化的民主国家之一，但实际上，金钱已经渗透到政治的每一个环节。2020年美国大选的总支出超过14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这不仅是一个天文数字，更是制度被资本挟持的明证。当选举的胜负取决于金主的捐款，当政客需要依赖庞大的游说集团来维持其政治生命，民主的本质就被侵蚀了。这种情况下，制度不再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工具，而是成为资本集团用来确保自身利益的杠杆。

这种内部失衡的另一个明显结果，就是社会分化与撕裂。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和美联储的调查报告，近年来美国的收入差距与财富不平等不断扩大，最富有的 1% 美国人掌握了全国约 32% 的财富，而底层50%的家庭几乎没有净资产。更极端的是，0.01% 的超级富豪控制了约 7% 的全国财富，他们的资产总额远超底层约 1 亿美国人的财富总和。这种差距已经超过了二战后的任何一个时期。美国过去几十年来的GDP增长非常有限，而公司高管和员工的收入差距却逐年增大。星巴克的执行长一年的收入超过9千多万，是下属中位数员工收入的6000多倍。制度所承诺的“人人机会平等”在现实中已成为一句空话。当人们发现努力工作并不能改变命运，当“美国梦”逐渐幻灭，对制度本身的信任也就难以为继。这正是近年来民粹主义与极端政治运动崛起的重要原因。2016年特朗普当选，正是这种深层危机的一次制度性爆发，它揭示了民主在程序上仍然存在，但在信任与共识层面却已经破碎。

疫情更进一步凸显了治理的失灵。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资源，但却在2020年成为新冠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口罩短缺、检测不足、联邦与州政府相互推诿，公共政策在党派对立中陷入瘫痪。这说明制度的“形”虽然还在，但“用”却消失了。公共服务没有成为维系社会的工具，反而成为撕裂的场域。更糟糕的是大型药企运作完全不透明，至今不愿披露疫苗相关的数据，却利用疫情的危机赚的盆满钵满。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所提供的框架显得苍白无力。因为它假定包容性制度会自动形成良性循环，而忽视了制度本身可能被权力与资本扭曲的现实。它强调多元与法治的美德，却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制度一旦与资本高度绑定，就会成为榨取的工具。今天的美国正是这一矛盾的明证：它的制度形式仍然是包容的，但实质运行却越来越榨取化。

更深刻的问题是，美国的制度危机并不仅仅是一国之内的问题，而是对全球秩序的挑战。美元霸权与金融体系，使美国能将自身的赤字转嫁到其他国家；贸易政策与制裁手段，使美国能以制度优越为名，干预他国经济与政治。川普上台后立刻提出要收购格陵兰岛，对加拿大与欧洲盟友施加贸易压力，这些举动表面看似荒诞，但本质上都是制度双重性的延伸：对内宣扬包容与自由，对外却毫不掩饰地展现榨取与强制的面貌。

这些现实提醒我们，制度不能仅仅用静态的“包容/榨取”来分类。它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与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质变。美国的现状表明，制度优越并非一成不变的真理，而可能在历史的另一个阶段，成为其自身衰落的根源。如果说《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提供了一个关于制度力量的乐观叙事，那么今天的美国，则是一个提醒我们保持警惕的现实案例：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成功，甚至可能成为失败的前兆。

从美国的案例出发，我们看到了一最具代表性的“包容性制度”在时间推移中的变质：它不再自动生产繁荣，反而逐渐陷入金融化、金钱政治与社会撕裂的泥潭。这个现实本身，已经动摇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所建构的因果链条。因为如果说包容必然繁荣，那么今日美国的危机又该如何解释？

这个问题引出了下一个层次：方法论本身是否存在陷阱。当我们用“包容/榨取”去解释历史时，我们是否早已把结论藏在了前提里？美国的例子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揭示了一种时间切片的谬误——同样的制度，在不同时期会展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如果只停留在某一个时间段，结论就会被误导。

而当我们把视线转向中国，问题就更为尖锐。因为中国模式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制度论的一种挑战。它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包容”，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榨取”。它在四十年里创造了高速发展的奇迹，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制度究竟是命运的决定性力量，还是历史条件中的一个变量？

美国提醒我们，“包容”不保证永恒；中国提醒我们，“榨取”不必然失败。非洲、拉美、新加坡与中东的案例则进一步说明：任何单一的分类模型，都无法涵盖这些多样的历史现实。于是问题回到方法论：我们需要一种能容纳复杂性与意外的分析方式，而不只是把故事塞进早已准备好的框架。

第七章 中国模式：制度论的例外？

如果说美国的案例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制度优越性可能变质”的情况，那么中国的经验更进一步挑战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基本框架。

按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假设，中国是典型的榨取性制度，长期而言必然停滞甚至崩溃。但现实却完全相反：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超过八亿人口脱贫，人均寿命从六十多岁提高到七十七岁；高速铁路、公路、港口和数字基建的规模居世界之首。这些变化不仅远超过作者的预测，也动摇了“包容才带来繁荣”的理论根基。

问题在于，制度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能脱离人类具体行动而存在。如果承认历史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那么制度就只能被理解为其中的暂时性表达。它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包容，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榨取。中国的经验恰好印证了这一点。毛泽东时代的高度集中与计划经济，确实高度压抑了经济效率；但邓小平改革以后的“发展是硬道理”，释放了社会活力，创造出“威权政治+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提高了农业效率，深圳等特区为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提供了试验场，基建投资则奠定了长期增长的基础。这些断裂与转向恰恰说明：制度不是钢板，而是一个可以被自我否定、自我修正的变量。

数据能清楚表明这一点。1978年，中国人均GDP不到200美元，到2020年已经超过1.2万美元；四十年间，超过8亿人口实现脱贫，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教育普及率和大学入学率倍增，2021年中国专利申请量超过150万件，占全球近一半；移动支付普及率超过80%，远高于美国的30%；新能源和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同样处于世界前列。这些成就显示，中国的发展不是短期例外，而是形成了制度论难以解释的长期趋势。

然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对中国的讨论更多停留在意识形态的投射。他们把中国比作早年的苏联旧共产主义体制，认为这种“强力动员式增长”终将崩溃。但问题在于，所谓“短期例外”已经延续了四十年。更重要的是，邓的经济改革路线是对毛路线的否定，这意味着中国体制已经内部转向，这一点制度论完全无法解释。如果体制真是刚性的，为何同样的“一党专政”会孕育出相对不同的道路？

这种误判在西方学界和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章家敦二十多年前就断言中国即将崩溃，但一次次被现实推翻。近年来又有评论把经济问题归咎于习近平，认为他的执政造成“倒退”。但实际上，在习之前，他们对中国模式“不可持续”的批判从未改变。这就构成了一个悖论：如果体制被预设为必然崩溃，那么把责任归咎于某个领导人和集团就失去了逻辑意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批判语言长期停滞，无论毛、邓还是习，批判的话术几乎未曾改变，这也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认知失效。

中国模式同时提醒我们，不能忽略外部条件。中国的崛起嵌入于全球化：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外资与技术引入，这些外部力量塑造了中国发展。相比之下，卢旺达、埃塞俄比亚虽然在威权体制下取得高增长，但受制于规模、地缘与资源，它们的模式难以完全复制中国的路径。这再次证明：制度的效果必须放在历史和国际脉络里来理解，而不能抽象化为“包容/榨取”。

当然，中国模式并不是对西方制度一种“更优越”的答案。它面临巨大的挑战：地方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加速、收入差距扩大、创新能力从“追赶”到“原创”的跨越仍未完成。集权的决策效率在危机中可能是优势，但在需要多元创新时可能成为阻力。另外，政治上对思想和舆论的管控，压制任何批评性的意见，政府权力不受约束和监督，非政府组织持续受到打压，人权状况没有太多改善等等，这些被严厉批判的一党体制的问题都依然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的某些成功是阶段性的，是一个漫长持续调整和实验的结果，它的未来取决于中国政府领导层对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和社会各界精英的能力和远见。

这就是中国经验的意义：它不是制度论的例外，而是制度论的挑战。它告诉我们，制度不是命运，而是随环境和选择不断演化的结果。若我们固守“包容/榨取”的二元框架，不仅无法解释中国，也无法解释卢旺达、新加坡、中东产油国等路径各异的现实。这些例子提醒我们：历史的发展往往充满意外，而任何理论如果不能处理意外，就无法真正解释历史。

第八章 方法论：叙事陷阱、证据偏差与制度研究的局限

在阅读《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时，人们很容易被它生动的案例和简洁的二元划分所吸引，觉得“繁荣来自包容，停滞源于榨取”几乎是显而易见的真理。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故事本身，而在于这套叙事背后的方法论。它过于抽象，以至于通过概念把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压缩为单一维度，从而在不自觉间把结论预设植入了前提。

这种倾向的特点就是“将果就因”：根据已知的结果，推出未知的原因。当一个国家在当下显得繁荣，就倒推出它的制度必然是包容的；当一个国家处于困境，就断定它的制度必然是榨取性的。这种反推逻辑无视了历史的偶然性，也无视了制度在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差异。

同一套制度，在不同时代可能会有完全相反的结果。如果观察窗口停留在某个“有利的切片”上，便很容易把阶段性表现误读为制度的本质。美国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繁荣曾被视为包容制度的典范，但当资本渗透政治、社会撕裂加剧时，那些曾被用来证明制度优越的条件，反而成为结构性弊端的证据。

这就牵涉到我在前面提到过的一个认知陷阱：时间切片。制度研究的说服力很大程度取决于观察的时间窗口。若只选取某一阶段的表现，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南韩在1960年代的威权体制若作为观察对象，可能被归为榨取；但到1980年代，它已逐步转向民主并取得经济成功。制度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演化，把某一阶段的表现冻结为永恒结论，等于把动态过程误读为静态本质。

与此相关的还有“幸存者偏差”。历史上无数消失的小国、小政权、小部落，因为没有留下系统档案或延续性的制度，被宏大叙事自动屏蔽。我们能看到的往往只是成功者：美国的崛起，英国的工业化，现代欧洲的繁荣。失败者的故事被时间湮没，于是我们很容易把某种制度模式当作必然正确的，因为只有它们留下了证据，而那些湮灭的案例则构成了“沉默的证据”。这种选择性材料，自然就会制造出一种虚假的必然性。

在学术研究中，另一个常见的心理机制是“证实谬误”。当学者一旦形成了某种认知，就会下意识地去搜集支持它的证据，而忽略甚至排斥反例。正面证据很容易找到，但反例往往被轻描淡写甚至完全回避。拉美的殖民遗产、非洲的贫困困境、苏联的崩溃，常常被反复调动来印证榨取性体制必然失败；而中国、东亚“发展型威权”的长期增长，却被一概视为“短期例外”，仿佛只要把它们排除在外，原有的理论就不受挑战。这种选择性的证据使用，不仅没有让理论更接近现实，反而制造了一种盲目的自信。

还有一种偏误是“主观投射”。也就是说，把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序列，仅凭某些表面相似，就硬生生拼接在一起。例如，把当下的中国发展直接套进苏联的轨迹，推演出“一党体制必然崩溃”；或者把中东的产油国统统划为榨取性体制，预言石油枯竭就必然失败。这种比附缺乏对制度发生史、外部条件、文化差异的分析，本质上是一种叙事者自身的投射。

更深层的问题，是把制度看作少数人主观设计的产物，仿佛一旦某个利益集团掌握权力，制度就会机械地走向失败。但现实远非如此。制度从来不是单一意志的结果，而是历史条件、经济结构、对外关系、社会文化与内部张力交织的产物。制度的演化，往往既包含意外的偶然性，也包含外部环境的持续作用。把制度简化为一条宿命性的轨迹，不仅缺乏常识，也忽视了人类公共事务中反复出现的修正与再造。

休谟曾说过：“从过去推不出未来，从已知推不出未知。”这句话在制度研究中提醒我们，不要把历史切片当作未来预测的样本。任何制度都可能在某些阶段表现为榨取，在另一些阶段呈现出包容；它既可能因为短视而失败，也可能因为自我调整和外部条件的变化而获得成功。只有在经验证据能不断接受反驳与修正的前提下，制度分析才可能避免退化为自我循环的叙事。

因此，制度并不是一种自动生成繁荣或失败的机器，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它与外部条件相互嵌合，与人类的选择和偶然性交织。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面对《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时，不仅要警惕它案例叙述的简洁力量，更要反思它背后的方法论陷阱。真正有意义的制度研究，不是把复杂的历史装进一个现成的框架，而是不断检验和修正我们的叙事，使它能更接近现实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第九章 制度之外：学界与思想界的反思与批判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出版后，学界并非一片叫好。许多思想者在阅读这本书时都意识到，它的简洁和生动背后，存在某种危险的削平。制度的解释力固然重要，但若把它变成唯一钥匙，便不可避免地会忽视复杂的社会条件、历史阶段和外部环境。尤其是当它把“包容”与“榨取”二分得泾渭分明时，许多人开始提出质疑。

福山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位。1992年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让他成为“自由民主终点论”的代表人物，当时他写道：“自由民主可能构成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形态。”这一论断在冷战结束的年代似乎顺理成章。然而，福山在之后的著作中不断修正这一观点。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他提出了一个新的三元框架：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三者缺一不可。他指出，若一个国家有选举而缺乏治理能力，民主并不会带来繁荣，反而可能导致动荡。这一修正，直接对《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制度二分法形成了挑战。

更值得注意的是，福山在近年的访谈和文章中，对美国自身的困境表现出罕见的批判精神。他直言美国社会正在被金融资本主义架空，中产阶级的处境日益恶化，民主制度被金钱绑架。在一次访谈中，他甚至说：“美国到了需要召唤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来纠正资本主义过度发展的弊病。”这是对他早年自由民主终点论的根本性的修正。对中国的观察上，他也明确指出，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因为民主化，而是因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效性。这提醒我们：制度的优劣并不能仅用“是否民主”来衡量。

戴蒙德的批评来自另一条路径。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他强调地理、气候、农业与疾病环境对文明发展的深远影响。针对《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他曾直言：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低估了地理与生态条件的决定性作用”。例如，他们把非洲许多国家的困境完全归结为榨取性制度，而忽视了疟疾环境对人口密度和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忽视了农业基础薄弱造成的积累困难。戴蒙德提醒我们，若仅用制度来解释非洲的发展困境，不仅是方法论上的简化，也是一种叙事偏见。他说过：“人类社会发展的差异，不仅是制度造成的，更是地理环境与资源禀赋的结果。”这句话在今天看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的经验时，依然充满现实意义。

透过福山与戴蒙德的批评，我们可以看到两条互补的路径：一条是在制度内部做修正，提醒人们关注治理能力、国家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另一条是把视野拉回到环境和地理，提醒人们制度不是在真空里运作的。

然而，我的看法与他们仍有差别。福山和戴蒙德虽然都指出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不足，但他们的批评多半是“补变量”式的：福山补上了治理能力，戴蒙德补上了地理条件，而在此基础上，他们仍然保留了对“制度”这个解释框架的依赖。

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叙事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经验的投射，如同语言是思想的边界一样。制度论的问题并不仅在于少算了哪些变量，而在于它天然带有一种自我正当化的倾向。作者在讲述时，往往会无意识地把自身所处制度逻辑化、正义化，从而让包容等同于善，榨取等同于恶。这种二分法，看似有力，却无法捕捉历史的动态性。例如，美国在冷战后的黄金年代确实显得制度优越，但当资本渗透政治、社会信任流失时，同样的制度特征便转化为失败的温床。中国在毛时代与邓时代的差别，同样说明制度不是一个固定的本质，而是随环境、领导人、国际格局而不断变化的产物。

因此，福山的修正和戴蒙德的提醒固然重要，但我的批评不止于指出制度论的“缺变量”，而是要追问：当我们用制度来解释历史时，是否已经陷入了一种先验叙事？是否已经被自己的价值偏好和立场牵引，因而没有真正面对历史的复杂性？

另外，西方的主流叙事一直是他们自己制度产生和国家利益的配套语言，这代表了自身强大带来的话语权力，这其中内涵了他们设定的范式，对历史和文明的解读，论证方式，和价值批判的尺度。这些叙事一方面足以证明制度优越给他们带来观念上的自信，也因为这种自信，让他们失去了在对评判其它国家发展路径时，所持有的审慎和谦顺。

这也是我阅读《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时最大的感触。福山之所以值得敬佩，正在于他承认自己早年的判断存在局限，愿意修正并提出新的思路。这种批判性的勇气，正是任何学者应有的治学态度。我对这本书的批评，秉持正是这样的精神：既不否认它的启发性，也要指出它的盲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历史的动态变迁中，找到更贴近真相的理解方式。

结语

在我行将结束这篇长文的时候，我同时读到并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阿西莫格鲁在 2022 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经济正在从头部溃烂》。他提出，中国凸显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经济发展问题：“自上而下的威权体制能否在创新和增长方面超越自由市场经济？”接着又问：“在一个迅速扩张、经济上更有力量的中产阶级面前，如何维持中共的政治垄断？”他的回答是：“最明显、也可能是唯一的答案就是更多的压制和审查，而这正是习近平所采取的道路。”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林培瑞先生在一档节目里强调，美国等了很久才有了像余茂春这样的“真正的中国通”。他提到，80 年代以来，尤其是 1989 年之后，许多中国流亡的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刘宾雁、苏绍智、阮铭、陈一咨等，以及余英时教授等——都愿意向美国提供帮助。这些人对中国政治的批评当然没有问题，他们在体制和历史形成上的洞见，也确实比一些海外“章家敦们”更有深度。但问题是，过去二三十年间，他们对中国社会走向的预测有多少是接近准确的？就以林先生推崇的余茂春为例，他进入国务院，协助蓬佩奥制定了川普第一任期内的对华政策，这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美国理解中国？还是说，更大程度上加剧了中美关系的恶化，只是让美国更加确信中国是头号敌人？

与此同时，Coinbase 的前首席技术官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美国和中国都沉迷于一种幻觉，即中国尚未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

从心理上讲，保持强势的表象符合现有霸权者的利益。因此，美国淡化了中国的经济数据。

从战略上讲，隐藏实力符合颠覆者的利益。因此，中国也故意压低了自己的数据。

但这种幻觉越来越难以维持。

回想起来，过去十年左右的所有‘中国崩溃论’实际上只是中国隐形轰炸机的隐形外衣。

邓小平的策略是‘韬光养晦，伺机而动’。令人惊讶的是，否认中国的实力不知何故也成了美国的策略。

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试图模仿中国的制造业建设和产业政策，却没有深入理解中国在这方面的优势，这就像通过建立一个网站来与谷歌竞争。

对 1945 年的模糊提及代替了对 2025 年的理解。

这种‘否认现实’的后果之一是，中国对美国的实力了解远超美国对中国的实力了解。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对再工业化感兴趣的美国人真正踏足过深圳。那些去过的人，比如 @Molson_Hart，明白现代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

比较这些声音，可以看出：书斋里的学者、海外凭过去经验理解中国的批评者，与身处科技创新前沿、与中国直接竞争的科技人士相比，他们在认知、方法和感受上存在明显的差别。前者依赖学术规范，相信抽象的逻辑和概念，或者凭过去的经验持续作出判断；后者则以第一手的实践和观察为基础，更敏锐地感受到摩尔定律式的快速迭代。这种差别反映的，是他们看待世界时所倚重的工具、角度和方法论的不同。

前几天，我在推特上看到桑德斯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既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为什么却有八十万人无家可归？这个问题让我很受触动，我写了一条回应，提出了三个追问：

第一，美国的钱到底是怎么赚来的？是靠印钞、金融泡沫，还是靠对外的掠夺性战争？

第二，美国的钱又是怎么花掉的？数万亿被浪费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这样的战争里，大规模的减税和金融救助让赤字持续膨胀。

第三，既然美国号称最富裕的国家，为什么中产阶级在不断萎缩，年轻人买不起房子，底层民众的生活更加艰难？

这些问题对我来说不是抽象的，而是日常的现实。我住在纽约，这座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我家门口、隔壁楼的台阶上，总有人露宿。几乎每周，我都会在街头遇到精神失常的流浪者，有时甚至会对你挑衅。几天前，Charlie Kirk 被冷血谋杀。在凶手身份未确定之前，美国的舆论场已充满暴力和仇恨的语言，许多人预设他一定是穆斯林或少数族裔。结果事实却是，一个家境良好的年轻学生扣动了扳机。这些细节，真实地折射出美国社会此刻的失衡与撕裂。

这就是今天的美国。枪支暴力、种族冲突、社会撕裂和中产阶级的消失，不是抽象的制度概念，而是随处可见的现实。如果一个社会连最基本的安全与尊严都无法保障，再多的制度辩护也显得空洞。

所以我认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问题之一，不是它缺少故事，也不是它缺乏学术，而是它的叙事依然带着冷战式的立场，对自身的方法论深信不疑，却没有意识到所有关于制度的分析和讨论都受制于“当下”。一旦“当下”发生了位移，昨天的结论今天就需要修正，否则讨论就只能停留在理论的自洽之中。历史固然重要，但如果分析不能指向现实，不能以当下的局势为出发点，它就难以真正解释正在发生的世界。

当然，我必须承认，我比这本书的作者多了十三年的窗口期优势。我看到的是 2025 年的美国与中国，而不是 2012 年之前的样貌。这显然给了我某种事后反思的便利，而不是因为我比作者更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