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专栏

——我们该如何判定国家性质及评估未来人类自我治理的前景 （征求意见版） 李伟东（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YouTube油管今日世界讨论小组成员） 内容提要： 1，本文要解构被舆论长期认为是民主和专制国家的经典模版，即美国和中国，其制度运作背后的底层逻辑（包括历史经济和文化） 2，民主与共产主义一样都是从未实现也无法实现的理想乌托邦。世界上不存在民主国家，除了少量君主专制国家，其他都是共和制国家，包括君主立宪共和、多党共和、一党独大共和及一党独尊共和。比较各国制度治理的优劣，只能用各自的“共和度”比较。 3，民主VS专制，是美西方建构的认知战话术，一是为了拉起价值观同盟，二是为了给对手国家贴上恶劣的专制标签，然后挑起阵营对抗及用打击专制名义打击对手，扩大自己的地缘利益。 4，世界仍在霸主控制的丛林之中，霸主的规则就是拳头规则。世上不存在被霸主贴标签以便打击的专制邪恶轴心，真实存在的只有美以恶霸轴心，他们正在中东烧杀抢掠。走出丛林需要中国的主权平等及和谐万邦的哲学引领。 正文如下： 一，二极管思维 长久以来，西方的教科书和宣传机器在我们很多人的头脑中

前言，这篇文章写于2024年1月14日。时过两年多，国际舆论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中文圈也越来越了解真相。但是中文圈离岸自由派依然故我。秦晖教授开讲座，传播哈斯巴拉“好声音”的步伐，没有停下来。全世界支持以色列的声音退潮，中文圈成为坚守哈斯巴拉的孤岛。旧文重温，此其时也。 巴以冲突在2023年10月7日迅速表面化。中国自由知识界对此的认知基本上沿用了以色列官宣的框架。我们来看一下2023年12月31日，江棋生先生完稿的“ 哈以战争给我带来的新认知 “，如何概括这一官宣叙事： “在这80多天里，我重温了以色列人建国后的艰辛历程。尤太人依照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建立以色列国后的第二天，就遭到了周边多个国家（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旨在掐其命、灭其国的入侵。以后在敌国环伺的境遇下，又多次遭受入侵或攻击。面临生死存亡的以色列，众志成城、绝地反击，一次又一次痛揍侵略者，一次又一次粉碎他们的狂妄企图。作为正义的战胜国之以色列，并没有按照野蛮的丛林法则行事，去吞噬其能够吞噬的战败国和阻止巴斯勒坦建国，而是按照二战后形成的现代文明准则，处置与埃及、约旦

中国经济的问题并不在于速度本身，而在于增长机制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依赖房地产、基建和出口托举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而以内需扩张和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新动力仍在形成之中。在这种新旧模式交替的阶段，增速回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所有历史中的极端事件，都必须被放回因果链条之中，和历史结构与制度的分析里，我们才能理解现实，我们才有可能避免一边痛恨一种压迫，一边又在另一种叙事中复制更加倍的暴力压迫。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关于中国未来的两种叙事几乎始终并行存在：一种认为中国终将因制度与经济矛盾而走向崩溃，另一种则认为中国正经历历史性的崛起，将重新成为世界中心。但吊诡的是，30年过去了，中国没有崩溃，中国崩溃论却一直有市场。中国没有超越美国，而且经济放缓，但是中国崛起论也一直没有消失。

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一条航道，更像是全球秩序的一个压力阀。当全球经济依赖某些关键节点时，任何误判都可能带来远超预期的后果。而美国在这次危机中的一系列判断，正让这个节点重新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对于中东来说，这意味着地区安全体系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对于更广泛的国际秩序而言，这也许只是一个更大变化的开始。

很多人习惯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概括今天的中国经济变化：国进民退。但如果仔细观察这段历史，也许会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很多时候，并不是国家在吞噬资本。而是资本自己，正在主动进入国家体系之中。

而今天爆发的热战，只不过是这个因果链条走到极端的又一次大爆发。如果我们真的关心伊朗人民的命运，关心中东和平的未来，关心世界秩序的稳定，那么最应该警惕的，恰恰是那种战争宣传、政权更迭的主张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这种不需要实际付出、靠双重自我投射就能得到道德满足的“媚俗”，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伟大的进军”那一节中描述得非常传神——为不在场制造出道德场景、再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动，这是一种最难以觉察的媚俗。

现在的中国城市，都是如此相似，相似的绿化道，相似的道路，相似的商业中心旁边总会有相似玻璃幕墙的写字楼，而高高矮矮的住宅小区错落其中，好像拐个弯就能进到自己的家中。而三四线城市更是像一个模子里造出来的，一样的希尔顿欢朋，一样的亚朵全季，一样的星巴克、瑞幸、肯德基、必胜客和老乡鸡，同样宽阔的政务大楼前永远都是郁郁葱葱的草坪，而当你沿着城区刚进到省道国道，没十分钟，就是一片广阔的工业园区，大大小小的工厂有的热火朝天，有的紧闭着大门，一片狼藉的门卫室门口那里张贴着法院查封的公告，脱落的一角随风摇摆。 这种相似，是只出现在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当一个从无到有的大一统国家的城市化进入到特定阶段后，商业形态、产业形态、人口流动方式、城市规划、会以近乎工业化的方式被复制。一个外国商人来到义乌，看到的所有的一切：商场、写字楼、连锁酒店、工业园、外卖骑手与快递站点，在桂林、在邯郸、在宜昌，往往也都能找到同款，而它们的差异往往只体现在强弱和点点的地区特色上，而这一切又是从何发生的呢？我们需要把时间退回到2014年， 那个北京奥运的烟花已经散去，次贷危机的急性冲击也已经过

当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真正稀缺的不是信息，不是判断，而是稳定的技能、可复用的能力、可持续的节奏，以及不被外界牵着走的方向感。2026年或许会更好一些，也可能有巨大的黑天鹅等着我们，但更重要的是，无论它好还是不好，你都不应该把自己的人生交给焦虑与自己给自己的不确定来定义。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新保守主义中最容易被剥离出来、也最具道德吸引力的一部分——自由主义叙事——逐渐成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精神资源。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被当作一种纯粹的道德语言来捍卫，而不再被理解为一套已经深度嵌入美国国家战略、并在现实中为干涉主义提供正当性的意识形态结构。

如果我们还保留对历史复杂性的尊重，就必须容许某些关键人物重新出现在历史的现场，而不是将某些人永远充当某种被固定的符号。当我们用“刽子手”或“英雄”框定人物，我们便丧失了复原真相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