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岸的愤怒和激情

真正关于参与社会运动和批评政府政策，基本应该是当下的、本地化的，和自身族群利益密切相关的。这种批评和参与，“在场”是必须的——就像刘美贤，或像上官乱在台湾的抗争所做的那样（对错又当别论）。至少，那是对自己生活的土地、制度和公共话题的参与和投入。

而不能像很多人期望刘的父亲那样：他女儿政治立场的表达，不是抗议她身处美国出现的社会问题，却去抗议她不甚了解的中国。对这种表达的渴望，本身就是一种错位：自己身在美国，而情绪永远投射远方的中国。

如果海外这些反共人士只有能力对离岸的中国表达愤怒，或者学者只会在分析中国社会问题时才能显示其深刻的分析能力，那么这种愤怒和这种分析，在我看来，不过是一种政治表演，甚至它只是维持生计的一种手段——从搞政庇，到靠出售他们的意识形态。反共已经成为许多人的一门生意，从各种海外组织，从“不明白播客”“大声”，到大大小小的自媒体·····。

这些人的问题在于，他们基本不会严肃地批评自己所在的社区、城市和政府。我认为，这既是认知能力的不足，也是批判精神的缺失。同时，对自己社群内部的问题，他们选择性色盲。

不管是“今月事件”“李传良的谎言”“法轮功的各种造谣”，还是“魏京生/黄慈萍霸凌刘怀昭”，包括我亲眼所见那些女权主义者联合要社死蔡崇国的各种表演，以及许多人介入的整个海外假政庇产业链——涉及的人，是长长一长串名单。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批自以为的民运人士、反共群体、自媒体小网红出来说几句公道话，更不要说公开批评。

他们平时心照不宣，为他们海外所需要的反共舆论场互相配合。把不同意见的人，说成“大外宣”“五毛”，是他们彼此之间遥相呼应最明显的共同特征。这种操作简单、粗暴，却非常有效。他们这样做，和中国那些金灿荣，张维为除了只会批评美国/西方，对自己国家的政府和社会内部问题不置一词，有什么区别?

前不久，慕容雪村说，如果讨论中国的变化，首先该问问中国的小贩等底层平民的生活状况。这样的感叹，在我看来，是一种他自己所不喜欢的作家昆德拉所说的“媚俗”。

这种感叹的不真实感，在于两点：

第一，因为自己生活在不真实的世界，故自己的道德情感只能投射到远方。

第二，投射到远方的道德情感，他们知道会获得什么预期的效应。

这种不需要实际付出、靠双重自我投射就能得到道德满足的“媚俗”，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伟大的进军”那一节中描述得非常传神——为不在场制造出道德场景、再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动，这是一种最难以觉察的媚俗。

在现实生活中，分辨是非其实没有那么困难。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里，本来就包含着这些基本内容。但要让这些人在现实生活中为他人仗义执言，却非常困难。这不仅会给自己带来诸多不便，更因为可能得罪人而招致报复。

所以，他们的道德感非常现实，也非常功利。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中间大部分人，知道如何趋利避害，知道如何在生活中碰到大大小小的恶时保持沉默，或者选择妥协。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的生存方式，在本质上是犬儒式的。他们在安全时候表达出来的愤怒，要么是计算好的，要么是被多年形成的第二天性暗示出来的。总之，他们永远能和自己的良心相安无事，同时对自我公共表达的道德感深信不疑。

这套假面般的处世之道，对公共生活是有害的。对我来说，它的底色是一种道德虚假主义：用宏大叙事中所谓对制度的批判，来遮蔽自己日常生活里道德感的迟钝与对具体罪恶的无视。

他们多年被逼出来的怯懦，及对这种怯懦所带来的羞耻感，确实时常需要通过高调的道德宣示才能获得平衡。他们曾经勇敢过，也正因为那一点勇敢，让他们获得了掌声和奖励。但这种奖励，并没有让他们重新审视自己过去为什么怯懦，反而让他们把本该克服的怯懦天性，换了一种方式，在一个被免除恐惧的自由世界里继续怯懦下去。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其背后深刻的社会成因，以及它如何塑造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多面性的人格，这一点待我有时间再做论述。

回到刘美贤小姐。她在这个年纪对自己政府的批评、参加各种抗议活动，并不是因为她有多少深刻见解，而是美国的孩子们在学校中理解的：公民的权利和责任。

他们也同时也知道，在自由选择的社会里，个人的政治参与和自我期许，不该用来要求谷爱凌。刘美贤小姐的这种公民意识，对比那批中国大陆出身，长期只对远方发声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和自认为的持不同政见者而言，刘小姐的参与才是真实的，有责任感的；而后者的那种批评和愤怒则是相对虚假的，怯懦的····。